民国时期昭通女学的兴起
杨鹏
新中国建立后，男女同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权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妇女才从旧中国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
回溯昭通这块三省咽喉之地，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女子大都置身于“锅边转”，莫说参与国家大事，就连受教育的机会也很少，女子学校一词，一直到了民国初年才开始出现。历史上，在祖国的大家庭中，也曾出过女中杰人。可惜，女中杰人毕竟寥若辰星，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女学”来开发这能顶半边天的处女地。
一、昭通兴办女学
民国肇造，昭通开始觉醒了。从一篇沉睡多年的档案材料中显现出来。民国元年（1912年）昭通知府夏文熙转绅商学界黄绍勋等廿六人呈报：“请以武备街裁缺守备衙署（废址）馈赠李绅湛阳祠内，劝令捐银1500金专作女学校基金，俾女学早日成立、教育庶可普及。”一案到省，经云南军都督府学政司批准在卷。
自此，昭通办起了一所县立女子高等国民小学校，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据伍校长（正之）回忆，第一任校长是朱继承（梦香）先生。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年）奉派来昭视察教育，在《视察报告》中载：省视学杨士敏“截至民国十一年止，女子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达202名，…全县城乡男女学校共毕业2029名。”尽管女子小学毕业人数约占全县毕业生总数的10%，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旧中国还笼罩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迷雾，能跨出这一步，也实在不容易。如果没有黄绍勋等有识之士联名上陈，云南军都督府正致力于军务之际，哪里还注意到女子教育。其开女教先河之士，当名标史页而无愧。
他们是：黄绍勋、迟兴周、谢文英、戴少华、刘步青、王世经、姜思孝、胡国桢、杨履谦、沈怀斌、李树勋、黄兆兴、耿存光、王正观、崔本仁、张本钧、张宏楙、曹锡昌、施显扬、王建功、马成章、黄兆祥、戴永达、李世清、何维荣、李起凤等26人。他们有的曾留学日本，目睹东方文明，能不跃然而起，相与地方宿儒、绅耆，共襄兴办女学之忱卒底于成吗？因录之以劝来者。
民国十五年（1926年）五月，昭通县劝学所改组成立县教育局，加委蒋文麟（原任所长）为第一任局长。时有县立高等小学二所，女子两级小学居其一，校长张本钧，学制已于民国十三年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每年招生一班，春季入学。课程设公民、国语、习字、家政、历史、地理、算术、理科、图画、手工、缝纫、乐歌、体操、经学、蚕学、珠算等十六门。后家政、经学、蚕学、缝纫这几门课程逐渐取消，而与男校无异。
女校校址，在集贤街建成后（即今之第四小学），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才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
二、昭通初创女中
先是，第一班女小学生毕业后，县里举办了一个女子师班，培养了第一批女教师，张守玉（解放后曾任市政协副主席）、胡仲瑛等首批登上讲台。
民国十七年（1928年），龙云在与胡（子嘉）、张（汝骥）混战中，取得了胜利，登上云南省主席的宝座，考虑到了家乡的女子中等教育，慨捐15000元作基金。于是委任昭通省立二中校长戴鸿猷筹办昭通等十县联合女子中学，兼筹委会主任。相继龙登凤女士亦将其先兄龙登汉出赘陆卢氏家坐落昭鲁两县的水屯、水塘坝等处田地租百石，捐作学校基金。戴校长奉命唯谨，商定校址暂在李家祠内，并拟具女中规章简则呈报到省。
张本钧先生奉委为第一任校长。于是，昭通等十县联合女子中学第一次出现在昭通的女教历史进程上，为女小毕业生开辟了一条升学的道路。未几，龙登凤女士复请东川戴澍春（仁甫）继任校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女中改为昭通十县联合女子师范学校，委李立藩任校长。建新校舍于箭道空地(今昭通师范学校地址）。彝良陆云仙，以承嗣乏人，病魔缠身，遗嘱将祖遗火烧坝产业实租二百石，一半捐给女师作教育经费，经省教育厅呈报立案后，饬该校长李立藩于校内建立纪念碑，用示褒扬。
时，李立藩校长以校中经费拮据，函报省主席。复函云：
“李校长鉴：顷接来函，得悉前捐之款，已被戴校挪用，校中经费以致不敷。遥闻之下，易深怅然……学校事务，极为重要，兹特再捐助五千元，以资办理……。龙云十月廿日”（见教育12全宗、8目录、846卷）
龙云先生当年执掌云南军政大权，教育之事，自可委教育厅办理。不，他还一再亲自过问，并捐资兴办。此外，捐资教育的事，非此一端，这里就不多说。
三、昭通男女同校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代的步伐，已跨入廿世卅年代。昭通省立二中校长周卜三任内，招收高中师范科一个班（后改为高中一班），男女兼收。女生报名者虽寥寥十数人，但她们却是冲决封建礼教大堤的先驱者。男女同班，当时还是创举。
“九•一八”事变，周卜三校长因贩卖日货，为昭中抗日救国会同学吴宗瑶、阚南星、易耀先、李立诚等查处，遭到全校的强烈反对而撤了职，校长一职由教务主任邓永龄（子琴）代理。次年，省立二中改名省立昭通中学。
1933年秋，昭中又招收33名男女合班的高中简师班，女生人数占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二。先后两个班男女生人数恰好成反比。它标志着昭通随着时代的步伐，越来越大刀阔斧地前进。这一学期，学校里曾发生过一次“夜思”歌的微波。
两个男女合班的音乐教师袁斯，少年英俊，能歌善奏，兼之擅长体育，打得一手漂亮的篮球，无论远射近投，皆脱手即中。课间，运动场上都会出现他的身影，篮、足球、跳沙坑，都有一群学生随着蹦蹦跳跳，校园里显得十分活跃，颇受学生的喜爱。
回忆起来，那是我们学校体育之风最盛的时期。遗憾的是，音乐课上，袁老师教唱一首《夜思》歌，引起了“高中师范科”女生的反对。原因恐怕是歌词中有：“沉寂恋我，我将谁恋？”的两个“恋”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被视为有点“黄色”味，向校方告状，结果是让袁老师卷起铺盖一走了之。
奇怪的是，夜思歌风波，没有波及女生占优势的高简师班。相差两个学年的青年学生中，思想差异竟如此不同。男女同学间，平时互不交往，排座位还保留着“男女异席”的遗风，直到毕业前夕，为了印《同学录》，演话剧才坐到一起来共商其成。
1934年秋，毕业后，女同学多从事教育工作，唯有鄢文琰参加六十军战地服务团转战鲁南、赣北，为反抗日本侵华奔赴疆场。
以后，昭通中学相继招收高中班，男女生兼收，趋于正常化。
昭通中学
新中国建立后，男女同班，男女同校，从幼儿园到大专院校，从农村到城市一律皆然。她标志着学校制度的一次飞跃！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还不能无睹于残留在一些人们头脑中的“重男轻女”余孽，有待于彻底扫除，这就是我搜集回忆而写这篇残史的契机所在。
（刊于《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