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积极促进下，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提出“统一战线”主张。李大钊受中共中央委派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在两党合作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党本部所在地——上海市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见证了当年的许多风云往事。

孙中山与环龙路44号

1916年5月3日，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相继由日本秘密返回上海，在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租屋住下。当年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由东京迁往上海，并在孙中山夫妇住所对面的环龙路44号建立了总事务处。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党本部仍在环龙路44号办公。1923年，国民党本部迁往广州，上海本部撤销。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成立，办公地还是在环龙路44号。

民国时期的上海，无论其政治或经济，在全国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国共两党都将此地视为发展革命势力的重要区域。出于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视，上海执行部顺势而建的同时，两党群贤毕至。孙中山特派重要助手廖仲恺、胡汉民奔赴上海，指导上海临时执行部成立；中共中央也派出毛泽东、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等参与其中。中国共产党人协助国民党开展组织建设、推进平民教育、进行黄埔军校在沪招生、扩大国民革命宣传阵地、支持工人运动等，做了大量工作。

时人称环龙路44号为“国共群英会”。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设立，在统一战线史上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海执行部的组织活动

上海执行部的组织工作历时近两年，承担实际工作的大多是共产党员。

国民党改组前，党员大多是挂名，参加者良莠不齐，加之缺乏相应的党员教育，导致信仰缺失、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国民党“一大”后，在中共帮助下，正式成立的国民党开始整顿党务，组织老党员重新登记。同时，一改过往“只要花一块钱，不问什么人，都是党员”的现象，大力发展新党员，加快筹建地方基层组织。

毛泽东当时任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承担很重要的文书、党务工作。执行部各部联席会议一开始由胡汉民主持、毛泽东记录。当年5月底，胡汉民去广东后，组织部日常工作由毛泽东维持。上海执行部积极发展新党员，建立区分部，增强国民党的基层力量。组织部制定《上海市征求党员条例》，要求每个区分部至少将党员增加一倍，国民党组织遂有了极大的发展。截至1925年10月，上海共成立区党部10个，党员累计达5000余人，其中学生30%，工人25%，自由职业者20%，官吏、议员及军人15%，教员5%，商人5%。另外上海执行部所辖的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地的组织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江苏党员达到3500多人，浙江有2000多人。党员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农民和学生占了很大比重。

按国民党中央规定，国民党老党员也要重新登记填表，经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拿到新党证。胡汉民、汪精卫等都填了党员登记表，但谢持自恃是同盟会老党员，不肯填表，跑到上海执行部大拍桌子。汪精卫将矛盾转到组织部，谢持一怒而去。毛泽东主动让人送去登记表，嘱咐好好解释，谢持最后还是填了表。其他国民党党员看到后纷纷配合登记。

各级共产党人、青年团员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改组重建工作，推动国民革命、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等各项工作的展开。上海执行部成立时设置青年妇女部，没有单设妇女部，在向警予、杨之华等人的努力下，1925年8月，国民党中央同意上海执行部单独成立妇女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学联等团体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青年团上海学生部认为：“上海学联受我们团体之指挥”“学联为沪上重要团体之一，领导五卅运动，为社会上所瞩目。”

纵观上海执行部的组织活动，在统一战线的引领下，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各级组织的一定领导权。为推动国民党地方组织改组重建，共产党人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使得上海执行部积累和探索了现代政党建设经验，为大革命的到来打好了基础和提供了保障。

黄埔招生及平教运动

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同时，酝酿创办军官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建立，并委托各地执行部秘密招生。同时，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创办工作，先后两次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

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奔赴黄埔入学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是取道湖南长沙向南行；一是由上海取道水路往珠江口航行，溯流再抵达广州。前者因地方军阀混战，走陆路易被截扣盘查，于是从上海走水路抵达广州成为一条捷径。在招考期间，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经常通过码头与海员工会联系，让考生搭海轮去广州。上海执行部已事先买通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国探长程子卿，租界巡捕房不会来干扰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上述条件使得上海执行部的黄埔军校招生工作进展顺利。

毛泽东当时负责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转来的考生进行秘密复试和转送的工作。经过两次考试，上海执行部录取考生200人，随即发放证件及赴粤川资。据统计，经上海执行部筛选的200名赴粤考生中，最终录取的学生有100名以上，占黄埔一期总数的五分之一。

其后，上海执行部继续承担黄埔军校二、三、四期的招生复试工作，为黄埔军校输送大批优秀生源，这些上海选送的生源，日后大多数成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

1924年3月，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的大批考生赶来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的大区域复试，上海执行部借上海大学举行考试。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共同举办的大学，国民党“一大”后，明确上海大学为国民党党立学校，经费由国民党中央补助。出任上海大学校务长的邓中夏，也是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调查干事，并任上海执行部平教委常委，是上海大学平民教育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在上海执行部平教委的指导下，上海大学成为平民教育运动的重要阵地，曾成功举办多期平民学校，学生一度达350名之多。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分裂，上海执行部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日渐公开化，甚至中共党员的薪资都经常不能按时发放。

1925年12月13日，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占领上海执行部，并正式开始办公，上海执行部被迫停止活动。1926年1月，由于革命理念、斗争策略、组织利益等各方面的差异，国民党“二大”正式决定撤销上海执行部。

纵观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环龙路44号办公的短短两年时间，在统一战线理念的引领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各项工作都焕发勃勃生机，促进了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