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蒙古帝国的历史，总能看到伊斯兰教的影子（戳文章：横扫中亚的蒙古人，为什么选择主动“同化”？）

皈依伊斯兰教的合赞汗

实际上，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在当时的蒙古帝国，同样有着很强的存在感。

实际上，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诸部中就有不少人信仰着基督教（景教）。在具体讨论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景教：

所谓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起源于今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

聂斯脱里

聂斯脱里提出的“基督二性二位说”，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公元431年被革除主教职务，约于公元451年卒于埃及。

到了5世纪末，他的信徒们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景教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

其中，克烈部和乃蛮部是景教的“拥趸”。

居于土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的克烈部，“其风俗习惯语言与蒙古人颇相近。此部人奉基督（景）教。”在全员皈依基督教之前，就有信奉基督教的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传教活动。

蒙古诸部所处位置概览

12世纪的克烈王室成员，仍沿用基督教人名。譬如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唆鲁禾帖尼，即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正妻，就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徒。

唆鲁禾帖尼

乃蛮部的大多数部众也是景教徒。譬如被成吉思汗击败，逃跑至西辽并篡夺其政权的乃蛮王子屈出律，曾“强其人民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景）教或佛教”，引起了当地穆斯林的强烈不满。

电视剧《成吉思汗》中的屈出律

哲别战胜屈出律后，正因为第一时间保证了“当地民众有信教自由”，才得以迅速稳定当地局势。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制定了宗教宽容的政策。因此，以景教为代表的基督教各教派，在帝国广阔领土上，有了盛行之势。

在成吉思汗的大臣中，也有信奉景教的，譬如“长胡子”耶律楚材就是代表之一；

辅佐贵由汗的两位大臣瓜达可和真该，也是景教徒。

蒙哥继位后，同样支持聂思脱利教的发展。历史记载，他本人甚至还亲自到教堂做过礼拜。在他的大帐里，景教的传教士们拥有很高的地位，其丞相孛鲁合也是景教教徒。

蒙哥

1253年7月，受法兰西路易九世的委托，方剂各会教士鲁布鲁克穿越克里米亚地区。他不仅得到了金帐汗国拔都汗的接见，并一路畅通无阻地到达了蒙哥汗的宫廷。

1254年，鲁布鲁克成功觐见蒙哥汗。不过，当他表示想留下传教布道时，却遭到蒙哥汗的婉言谢绝，仅仅允许其留居两月以避严冬。

鲁布鲁克

实际上，鲁布鲁克在蒙哥处一直滞留了八个多月。因此，他得以从容地搜集、记录蒙古的宫廷、节日以及一切令他着迷的东方风物，并将沿途各族风土人情、山川地理详细地写成报告呈送给他的国王路易九世。

这份报告，便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前最负盛名的旅华记录——《鲁布鲁克东行纪》。

蒙古文版《鲁布鲁克东游记》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还专门设立崇福司，管理基督教事务。

旭烈兀西征时，残酷地洗劫了巴格达城，并杀死了末代哈里发，几十万居民死于非命。不过，城内的基督教徒受到了赦免。

旭烈兀的军队在围攻巴格达

细密画版本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大都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前面我们提到，忽必烈就建立了专门机构即崇福司，管领全国的基督教事务。基督教同佛教徒、道教教士和伊斯兰教士一样，享受免税权和获得其他特权。

元朝统治者对基督教十分优待，经常豁免租税、徭役和兵役。《元典章》载，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叫当差发。

传教士们还经常得到皇帝的赏赐，甚至还能得到官方发放的传教经费。

当传教士来到蒙古帝国，在得到大汗的特许后，会得到一块“特殊”的金牌。持牌可以在蒙古境内畅通无阻地行走，并且各地长官也必须接待他们，让其在驿站休息。

元朝的市集，可以看到各种面孔

在此政策的引导下，传教规模不断扩大。据《元史》、《马可波罗游记》等典籍记载：

从成吉思汗到蒙古诸汗，都对基督教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并加以保护。王室成员、大臣、将领、军人、市民中，都有人信仰基督教。客观的说，蒙古统治者们的宗教保护政策，对基督教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言概之，蒙古帝国的建立，为东西方的文化交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像基督教的进一步东传，尤其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不错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