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南山的另外一面。

羊台山脚下，没有被美国视为对手的高科技企业，没有写字楼，没有商超，没有4G信号，没有地铁，步行到最近的麻勘村口公交站，需要20多分钟。

城市里的每一块土地，都意味着机会和财富。年逾五十的城市菜农们，前些年租种的菜地，早已被征收。他们不知道未来是回老家，还是去更偏的郊区，只能在钢筋水泥间，愈加狭窄的缝隙暂时谋生。

下一代离开泥巴地，融入城市生活，是他们在土地上操持一生的最终心愿。

|文：黄小邪

“你知道哪里还能种菜吗”

车子从沙河西路转入丽康路，向北行进10多分钟后，左拐进入一条是水泥路，穿过一片大货车往来不断的仓库区，驶进了羊台山脚下。

看着两侧零散的民房，工地，以及菜地、山林，的士司机嘀咕了句“这地方跟坪山有啥区别”，掉头离去。

事实上，这里是南山，开车到科技园只需要20分钟。

十几亩菜地归属于西丽麻勘村，被来自茂名、梅州，以及湖南等地的六七户菜农分块租下。他们大都五六十岁，在深圳已经过了20多年种菜为生的日子。

水泥路另外一侧的土地，几个月前还是鱼塘和菜地。现在已经被围挡封了起来，机器的轰鸣声时远时近，几个建筑工人穿梭其中。

路这边的菜农们，也不知道原来那些种菜、养鱼的人，后来去了哪里。

不到下午4点，日头还毒得厉害，直喇喇地晒着菜地。林水娣拿把户外遮阳伞插在地头，遮起的荫凉还没伞面大，她一挪身，又到了白晃晃的太阳下。

林水娣今年50岁了，她身形挺拔消瘦，远看像四十岁左右的人，脸上的皱纹却深重，“人家都说我像60岁”，她用手背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和其他菜农不同，林水娣和丈夫林阿生伺候的这一亩多地，是几户麻勘本地村民包下来供自家食用的。夫妻俩原本在附近的白芒村租地种菜，几年前白芒的菜地被征收后，俩人来到这里“给老板打工”。

即便是打工，夫妻俩把菜地也打理得格外仔细，拔草时连带着拔出了幼苗，她再刨个坑，把菜苗再摘进去。

一只虫子爬上林水娣的肩头，我伸手帮她抻了下去。她下意识地往后躲，带着点羞赧，“哎呀，出了一身汗，好多人都嫌我们身上有味道”。

日头渐渐落了下去，杨凤君佝偻着腰，整个背部几乎与地面平行，扛着锄头走进了一块空地。锄头一起一落，晒得发烫的泥土被她锄得松软。

杨凤君的丈夫老陈，肩上挑着一对洒水桶，跳进地边的水池里灌满水，再走进地头浇菜。菜被大太阳晒蔫了，两桶水连一畦地都浇不完。

虽然每家都备有浇菜机，水盆样的机器放进水池，管子里的水流就能喷洒数米远，但那玩意儿得在家充好电才能用，电不够用时，菜地离水池太远时，还得靠肩扛手挑。

杨凤君干不了挑水这样的活，30年前，她生下小儿子没多久，在茂名老家的卫生所结扎时，麻醉针打错了神经，腰疼了几年后，就彻底直不起来了。

俩人在深圳种了30多年菜，最早在福田，福田的地被征收后，他们搬到白芒，白芒的地被征收后，他们又搬到了这里。

杨凤君不知道这块地被征收后，他们又该搬到哪里，“你知道哪里还能种菜吗”，她问我。

叶秀珍的菜地，位于林水娣和杨凤君家菜地之间。叶秀珍就着地头的杂物房，在土路上搭了个凉棚。

一只鸟笼子挂在凉棚下，笼里的黄毛鹦鹉也不叫，总是歪着脑袋上下打量人，食盆里的玉米碎，是它最爱吃的食儿。鹦鹉是叶秀珍去年在菜地里捉到的，被她养的毛色光亮。

叶秀珍和朋友从地里走了出来，手里提了几袋子刚摘下来的豆角和小葱。朋友常到菜地找她买菜，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

叶秀珍在深圳结识的朋友，大都由熟客而来。就连老公，也是当年她帮父母卖菜时认识的。

叶秀珍胖乎乎的，爽朗健谈。她今年46岁，30年前跟着父母从潮州老家来到深圳，父母种荔枝、种菜，她进工厂打工。

和老公一起从工厂辞工种菜时，叶秀珍已经30出头了，3个孩子年龄各差一岁半，除了租地种菜，俩人想不出还有什么营生，能不耽误他们带孩子。

叶秀珍一家，也是从白芒那片菜地搬过来的。此前20多年她一直生活在白芒，那里的菜农，比这里要多上数倍，几年前菜地被征收后，她也不知道那些老邻居，现在去了哪里。

看天吃饭的命

“悠然见南山”只能是文人式的浪漫，务农的艰辛与残酷，只有农人能体会。

7月、8月酷热，不适合撒种，是菜农们一年最闲的时候。

即便这样，他们照样还得天天泡在地里。深圳一个多月没见雨，辣椒、豆角的叶子干得发黄打卷，菜地里一天得浇两次水才行，上午11点左右浇一次，下午日头快落时再浇一次。

男人们早上5点多骑上车电动车，后座上驮着两筐菜，到附近城中村，花上一个上午的时间卖掉。女人们也差不多这个点起床，做好早饭就扑到了地里，一直到晚上收拾好次日要卖的菜，已经夜里9点了。

叶秀珍觉得现在的日子，比前些年轻松多了。3亩菜地，浇水、耕地，都能借助自动化机械，省了不少力气。

早些年她和丈夫租了5亩地，丈夫负责给菜市场摊贩送菜，凌晨3点就要出门。她负责到附近城中村摆摊，从早上5、6点一直卖到中午，生意差的时候，还得呆到下午。

菜市场的摊贩们价格给得低，还挑三拣四。看见头天晚上摘的菜，就会以不新鲜为由，再杀一遍价格，菜农们只能早上起得更早，凌晨1点、2点，就起床到地里摘菜。

没有机器代劳，所有农活都能靠双手。夫妻俩有时候忙到晚上11点，睡一个多小时，1点钟再起床摘菜、收拾干净，装车送菜，丈夫给摊贩送菜回来，已经早上5、6点了。

以卖菜为营生，跟自己种菜自己吃又不同。菜的个头、卖相、收成，都关乎一家老小的生计，因此要伺候得格外精细。

叶秀珍和丈夫租地种菜时，已经帮父母打过多年下手，真到自己种时又傻眼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种啥啥不成”，头一年夫妻俩连全家糊口的钱，都没种出来。

酷暑暴晒，还不算糟糕。台风天和雨季才是最令人发愁的。一场台风过后，所有的菜都要被连根拔起。雨水连绵时，眼睁睁地看着菜在地里泡坏，他们也无计可施。

等天气转好，再撒种、出苗、采摘上市，又是俩个月后的事情了。这就意味着，一家子两个月都没有收入。

“有什么办法，你就是这个命，看天吃饭。”

无法融入的城市

几百米开外的山坡上，三排铁皮房子依山势而立。

站在这里，手机完全连不上4G信号。

林水娣、叶秀珍和杨凤君家都住在第三排。每户都只有一间屋子，两张双层床把房间一侧占得满满当当，剩下的位置连衣柜都放不下。小窗户长年开着，屋子里没有空调，夏夜里得把门打开，才能熬过漫长的燥热。

林水娣家住在第一户，丈夫林阿生赤膊站在门口冲凉。厨房和洗手间邻着房门，再外面是一个土灶，常年温着一锅冲凉的热水，每户都是如此。

林阿生黝黑精干，一脸的笑模样。“老板”给的工资不多，种菜之余，他在附近的农家乐做些杂事。在丈夫找到这个活之前，林水娣还兼着一份钟点工。

临近中午，杨凤君把两只木瓜削皮，切片，放进锅里清炒，“自己种菜的，也没啥菜吃”，杨凤君撇撇嘴。

一只胖狸花猫懒洋洋地卧在门前，被杨凤君养了四年，猫的嘴越来越刁，饭里没肉都不吃，“人还不能顿顿吃肉呢”，杨凤君嘟囔着。

3个孩子到了读书的年纪，就被送回了茂名老家。91年左右，在深圳读书，借读费、择校费，七七八八算下来，一个孩子一学期要花600块，他们出不起这个钱，老公决定把孩子送回去。

“爸妈不管教，孩子能学好吗”，杨凤君坐在铁皮房里抹眼泪。“那你倒是把读书的钱拿出来啊”，老陈话里带着火气。往后十多年，孩子只有放暑假，才能来深圳和父母团聚。

杨凤君清楚，孩子心里是有怨气的。释怀要到成年以后，“跟我们说‘看你们俩过得这么苦，算了算了’”。

女儿看着她在铁皮房里进进出出，皱着眉头说“你这种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劝他俩回家帮她看孩子，女儿女婿的房子建的宽敞，前后有600多平方米。她摆摆头拒绝，“那还得跟你公婆住一起”。

其实杨凤君舍不得小儿子，孩子在坂田上班，30出头了还没对象，她不放心。

更小更差的铁皮房她也住过，每逢雨季就漏水，雨大的时候能把地面都淹了。现在住的铁皮房，比早些年稍微好了一些，可到了台风天，他们还得到山下的麻勘村躲一阵子。

菜地里多以夫妻档为主，丈夫下山卖菜，妻子守着菜地和灶台，是他们的日常。

妻子们走出菜地的机会少得可怜，杨凤君能记起来的，是曾经跟另外一个老太太逛过莲花山。走到市区，她连路都分不清楚。

几米外叶秀珍的家，正对屋门的，是她从庙里请的“老爷符”。每逢初一十五她都要烧香跪拜，这也是潮州人的习俗。

从山下坐公交半个小时，就到了西丽佛祖庙。逢年过节，她会带着孩子们，到这里烧香拜佛，这是叶秀珍难得走出菜地的机会。

走出菜地的下一代

地里的活，叶秀珍两口子很少让孩子插手，除了傍晚摘菜、收拾农具时搭把手，多数时候孩子们坐在凉棚下，埋头于手机里的综艺。

大女儿今年考上了梅州的一所大专，梅州是孩子的老家，但一年也难回去一次，很多表姐弟连面都没见过。二女儿在职高读二年级，三儿子刚升初三。

这天叶秀珍的二女儿看家。她坐在门口，娴熟地把两根老黄瓜削皮、切片，放进锅里清炒。手机放在厨房门口的板凳上，播放的美剧还在继续。

屋子一侧的两张双人床，上下挂着四块帘子。1.5m宽的下铺是父母的，另外三张1m宽的铺位是他们三姐弟的。小儿子的话少，大女儿和二女儿嘴里常说的一句是“习惯了”。

——会不会觉得这种生活辛苦？

——还好，习惯了。

——会不会觉得这里不如市区里热闹？

——也不会，习惯了。还是喜欢这儿。

——比起老家，还是喜欢深圳？

——那肯定啦，我们在这儿都习惯了。

讲起前两个“习惯了”，两个女孩把语气放得很平，带着点早熟和矜持。但远不如第三个“习惯了”笃定。

屋子里“老爷符”前面，是一台电脑显示屏。所幸铁皮房还能装上宽带，不然整个春季，三个孩子连上网课都难。

二女儿在西乡的职业高中读书。今年听说职高的孩子也能考大学，叶秀珍心情放松了不少，“至少得读个大专吧”，在她心里，这是告别务农或者工厂流水线的起码条件。

从西乡的职校回到这儿，二女儿得花上3个小时，坐公交转地铁再转公交，再走上20多分钟，才能到达铁皮房。

她和姐姐只差一岁，小时候一家子住在白芒那片菜地。每天早上从山下下去，走过一段长长的路，搭上公交坐上十几分钟，就到了位于牛城村的学校。

她们不会约同学到菜地玩儿，小伙伴们要么约在外面，要么一起聚在其他同学家里。

在这片铁皮房里，三个孩子没有同龄人，手机是唯一可以打发时间的东西。林水娣家和杨凤君家，也是三个孩子，不过都已经工作了。

去年林水娣的小儿子从广州的学校毕业，留在了那里工作。大女儿也在广州，去年刚生了小孩，因为孩子暂时辞去了工作，“她以前在卖机票的公司上班，不是卖机票的，是坐办公室的”，林水娣强调。

留在深圳的只有大儿子，进了一家工厂。“老大我们没管好，读书读得太少了”，林水娣摇摇头觉得可惜。

杨凤君的两个女儿都在茂名老家结婚生子，一个开了家餐馆，一个做了老师，让她很是欣慰。

“你这种日子，是我一天都过不下去”，女儿坐在铁皮房里怜惜她。

孩子们都劝老两口别干了，可他们不想停下来，儿子的婚事还是块心病。夫妻俩租了两亩菜地，一个月卖菜能卖5000多块，刨去各项开支也剩不了太多，但多挣一点，就能多帮衬一点孩子。

早些年，老两口想着攒钱在深圳买个小产权房。到了现在，价格已经涨到了他们难以企及的高度，也就不再想了。

“会想让小孩来种菜吗？”我问过三位母亲同一个问题。她们几乎未经思索，就摆摆手或者摇摇头，“命不好才会在这里种菜。”

7月29日中午，旱了一个多月后，菜地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雨后，远处布谷鸟们叫得起劲，合着近处的小鸟啾啾声此起彼伏。

很快，天空里飞机驶过的嗡嗡声，和近处工地上的轰鸣声，就打破了这份清净。

如果这块地再被征收了，是回老家，还是到更偏的郊区种菜，三对夫妇摇摆不定。但无论如何，孩子们，是决计不能再种菜的。

备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