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

蔡美彪先生（1928-2021）

编者按，2021年1月14日，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逝世，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先生特撰文追忆与蔡先生的交往。

蔡美彪1928年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49-1952年入学北京大学史学研究生部，并兼任助教。1952年起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学部语言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蔡先生在五十年代即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即便如此，在“文革”年代，他也被诬为“三名三高”封建遗老的孝子贤孙，因而受到冲击。1966年运动高潮中，韩儒林在北京街头遇见“一脸晦气”的蔡美彪，两人不敢互相招呼而目视以过，可见池鱼之殃为祸非浅矣。

1983年，元史学界在苏州召开了第二届年会。因为会长韩儒林已经去世，大家一致推选蔡先生为新任会长。1988年，第三届年会在四川省金堂县召开。蔡公一到会，即代表理事会成员（他戏称为“蔡氏内阁”）向大会集体辞职。待到会议正式开幕，全体会员都异口同声，一致肯定“蔡氏内阁”做出的贡献。河北大学的孟繁清说：会长是学会的形象代表，需要中外学界公认的学术声望与组织才能，这两点，蔡先生均是无出其右的标志性人物。孟繁清表示无条件地拥护“蔡氏内阁”连任。已经调任国家图书馆（北图）副馆长的杨讷则表示支持陈得芝连任副会长，因为陈所在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已经有了很好的老中青三级学术梯队，承担了大量的会务，对学会的贡献很大，所以“陈得芝不能下”。终于“蔡氏内阁”不负众望地顺延了一届任期。

金堂是个名气不大的县，在四川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中游，所以当地干部热情地欢迎元史在这里办会，希望有助于提高地方知名度，以创造发展的机遇。他们真诚地欢迎与会代表，称为“北京来的中央首长”。蔡先生说：“我们这里没有中央首长。”旋即又当着杨讷面调侃说：“要说有，也只有杨公一人。”真是妙语双关也！

到1996年，元史学会又在广州、珠海两地举行第四届年会，这时蔡公已年近古稀，又已连任两届会长，同仁们都不能再挽留他了。他也推荐陈高华继任会长。这时正是香港回归的前夕，他套用了流行语说：“我们也是平稳过渡，顺利交接。”同仁们都笑了起来，并集体鼓掌，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到2005年，我受命“实际上主政《中华文史论丛》”，几年后竟浪得“以渊博而认真著称”的虚名。饮水思源，不能不念叨蔡公为首的元史界学者的鼎力支持。无论蔡公本人还是二周二陈一杨都有多篇宏文在恢复刊号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下简称《论丛》）上发表，大壮了刊物的声威。2007年，我有意为即将到来的蔡公八十大寿庆生，遂组织了一组蒙元史的文章，预计在2008年第二期发表。蔡公自己则有文章《叶尼塞州蒙古长牌再释》刊出，这是他后期学术生涯的力作，文长一万五千余字，考察长牌引文而溯其源流，对牌面的蒙古字重加译释，并对有异议的汉译“按答奚”一词作了新的解释。尽管已经耄耋之年，他的探索步伐没有停止，而且视野更加开阔，感觉依然敏锐，思辨活跃，逻辑缜密，这些均是长寿的瑞兆！蔡公也不轻视小问题的解决，2009年，他寄来《罟罟冠一解》的短文，并谦虚地问道：“可否作为贵刊的补白？”真使人有泰山不弃涓埃方成其大的感觉。

蔡先生也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田澍的计划，并邀请我在会上发言。我当然一诺无辞。我想到蔡公说起的人生感悟：“到了八十岁，就要像少先队员那样，‘时刻准备着’！”蔡公的豁达，既珍惜生命的可贵，从不作无谓的虚度，又不畏惧迟早会到来的死神的降临，虽然是无奈的但并不是消极的，这才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的高尚人生境界呵。我在蔡公寿庆大会上就是秉承着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的发挥，得到了与会者的掌声。这个掌声代表着大家对蔡公健康长寿的衷心祝福。

蔡先生博闻强记，兴趣广泛，又好学不倦，深思熟虑。所以他能继范文澜遗志，领众完成《中国通史》的续修，又能在辽金元史研究，蒙古语文以及八思巴蒙古字碑刻文献证补史事等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他重视基础训练，由博返约，触类旁通，而不急于求成，不要求学生快出成果。他喜欢京剧，八十年代，北京菊坛有新老程（砚秋）派之争，他是倾向于老程派即赵荣琛的演出风格的。他说赵荣琛“是赵朴初的老弟”，有文化。言下之意，以翰林之后寄迹梨园，才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有发展程派艺术的潜力。有次谈到《鼎盛春秋》系列的《乱楚宫》《战樊城》等戏，讲到楚平王听信佞臣费无极谗言，冤杀伍子胥父、兄因而引发楚国内乱之事。他说，费即鲁国鄪邑，音读bi,不读fei。程砚秋读对了而梅兰芳读错了。我后来查书，知道《汉书·五行志中之下》颜师古有注，鄪当读秘。蔡先生说得对，程砚秋没读错。

前文已述蔡美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党员。业内有不少人知道，当年近代史研究所党组织对蔡美彪入党申请作表决时，范老没有举手表示同意。1986年，我曾向蔡公的近代史研究所同事周良霄求证，周先生直言确有此事。周先生又说，“范老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所言之“恶”，并非该字的本义，这不言而明。范老长蔡美彪三十五岁，已经养成不苟言笑的贤良方正遗风。而蔡美彪生性诙谐幽默，也许范老一时不能适应蔡氏的直言无忌吧？范老早年执教于南开学校与北京大学，而蔡美彪正是这两所学校栽培的“桃李”，范、蔡之间是真有师弟之谊的，范老岂有不知“和氏之璧出于璞石”之理？他正按照自己延安养成的共产党人理念在严格要求蔡美彪呵！范老是“九大”以后不久的1969年7月去世的，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能够不负范老遗愿，挑起大梁，完成《中国通史》皇皇巨著重任者，就是蔡美彪！受延安作风熏陶的范文澜，金针度人，传授了蔡美彪史学的史识与史才，更重要的是史德，蔡美彪饰甲厎兵，率领周良霄诸人，以金石可镂的勇气修史，终于完成了数代人期盼的一通到底的《中国通史》，这是值得范文澜、蔡美彪师生骄傲的一大贡献，将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固、班昭兄妹诸前贤的修史佳话媲美而传诵于后世！

大概是2015年，蔡夫人去世了。年事渐高以后，夫妻总有先后驾鹤归去的那一天。当一方大限真的到来时，留给另一方的伤痛毕竟是刻骨铭心的。周良霄夫人顾菊英女史也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她告诉我，当时蔡先生“泪流满面”，“从来没见老蔡这样悲痛的样子”！这使我想起辛亥先烈林觉民《别妻书》所说，知道妻子不能承受丧夫之痛，而宁愿让妻子先死，自己来承悼亡之痛，这个道理是相通的。过了一年，蔡先生宽慰地告诉我，他已完成了夫人的两个遗愿：一是将她的骨灰撒入海河流域，这是她成长的地方；二是向母校南开大学捐资两百万元，设立胡文彦个人资助在校贫苦优秀女学生的助学金。每年动息不动本，以两百万元存款的利息六万元，资助十名女学生每月五百元的膳费。以今天的国内食品价格论，五百元每月一人的补贴无疑是不够的，即便在天津这样的物价平稳地区，又是学校食堂，也是如此。只是蔡夫人已经竭尽了全力，她一个出版社的退休员工，能有多少养老金呢？这个捐资两百万元必是在蔡先生的全力支持下才凑足的。蔡先生是荣誉学部委员有工资并有稿费，但他交游广阔，一向又好客，乐于公益，不会有多大的积蓄。在那些富人们看来，并不起眼的区区两百万元之数，倒真是动了他们夫妇筋骨的不小数字了！只是我们可以说，这两百万元中的每一元钱都是来之不易的劳动所得，都是干干净净的。现在我们只有祈祷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物价稳定，钱能值钱，银行不再降息，使蔡公夫妇的助学基金能长久运转下去，使更多的南开女学生能够受惠。她们将来回忆这段在校的经历时，或许会想起蔡公夫妇，“他们没有多大的产业，无力更多地帮助我们。但他们使我们在求学的几年里，不必为每天的三顿饭而担忧了”。这或许是蔡公夫妇泉下的心愿吧？

谨以此文追思蔡美彪先生。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