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时期的行业不规范、信息不透明，为家政行业埋下了隐患。（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13日《南方周末》）

为何一个失信的人无法开银行账户、无法坐飞机，却可以做保姆？因为这个行业的供求缺口达数千万人，但由于存在种种壁垒和割裂，它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机制。

供求失衡与野蛮生长

事后发现保姆在作案前有过犯罪记录的，占77%；雇主平均要面试四个人，才能选定满意的家政服务员。

2017年6月22日，在杭州一高端小区，34岁的保姆莫焕晶在客厅纵火，烧死了家中女主人和三个孩子。随后，莫焕晶被杭州检察院以纵火罪、盗窃罪批捕。

据多家媒体报道，莫焕晶嗜赌，有偷窃行为，因身背巨额债务而不得不离开老家广东东莞，2015年北上进入家政行业。

惨案引爆了人们对保姆与家政市场的信任危机。舆论在追问，为何雇主以月薪7500元的高薪，从上海一家中介公司雇请来的保姆存在个人信用记录的重大瑕疵而不知情。有网民质问，“为何一个失信的人无法开银行账户、无法坐飞机，却可以做保姆？”

与此同时，大城市对家政服务的需求却呈爆发式增长。随着二孩放开、人口老龄化，钟点工、月嫂、育儿嫂、护工等在中国的城市供不应求。据商务部2016年数据，需要家政服务的城镇家庭达到近40%。而据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统计，截至2016年，雇主需求量达到7000万户。

失衡的供求关系，使家政行业的薪酬水平在大幅攀升。何卿在上海做了十年的钟点工阿姨，十年前她刚入行时的时薪是五六元，现在是30元，市面上有高达40元的。“这几年保姆的工资涨得比房价还快。”陆寒风说，原因还是供不应求，比如一个阿姨时薪30元干得好好的，出门一问发现别家阿姨35元一小时，“回来称家里有事，就跳槽了”。

正是野蛮生长时期的行业不规范、信息不透明，为这个行业埋下了隐患。

对于家政从业者来说，他们不在乎中介公司的资质是否可靠，只要中介能帮他们找到雇主。而且，他们甚至宁愿挂靠没有资质的中介，因为“费用少”。按照行规，中介不仅向雇主收取中介费，也会扣一部分家政员的工资作为中介费用。

张晓是一位唐山阿姨，从事育儿嫂和保姆工作，她一般去妇幼医院门口找活，“那里一丛丛地开着几十个中介，只看一眼健康证，甚至有时候也不看，就给安排活了”。据她介绍，她不愿去规模大一点的机构，因为那边要花时间培训，中介费也高。

在上海，目前登记注册的阿姨是23万，但上海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工作人员估计，加上没有注册的，上海家政服务员的数量应该在35万-40万人。

雇主和家政服务员通过中介对接，在正式达成雇佣关系之前，雇主筛选家政服务员的手段有几种，其中最重要的是面试和试用。

比较难拿的是地方人社部门颁发的技能培训证书，上海家协的工作人员说，上海阿姨这一持证率不到20%。这类证书花钱更多，水也更深。“这里面肥水太大了，。”陆寒风说，考这类证书只需阿姨先到中介报名，交350元报名费，再到培训学校免费上课，每个学员国家还给补贴一千多元，“一场培训下来，中介公司和培训机构两头赚钱”。

“这种走马观花的培训更像是个大染缸，把刚入行的阿姨都教坏了。”陆寒风说，培训就是听听课、聊聊天，阿姨们讨论更多的是如何跟客户博弈、如何偷懒占便宜。

搞不起来的“员工制”

员工制是中介、雇主和家政服务员三方都不愿意去做的事，原因是这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

杭州保姆纵火案中，至今未见雇主对保姆中介公司的追责或索赔。事实上，从三方缔结的契约上看，中介公司对家政服务员与雇主之间可能的风险事件，一般也并无责任。

其中，雇主要为家政服务员交一份60元的“家政服务责任保险”，但中介一般会向雇主收取100元。中介费是雇佣双方都按家政服务员的首月薪酬的20%，交给中介。收取中介费后，中介在一年以内，有义务帮助雇主换家政服务员。但如果出现偷盗等其他情况，中介概不负责，“看好财物”是雇主的责任。

在陆寒风看来，这个契约是不公平的，也导致了家政中介市场的散乱。

在业内，有关方面曾提出家政市场推行“员工制”的方向，即中介公司对家政服务员实行公司化管理，为其缴纳社保、医保、养老保险，严格按收入纳税。在家政主管部门商务部的“十三五”规划中，也对这一方向予以了明确——“探索发展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的新途径”。

今年，夏君在养老行业走通了这条路，最后是政府埋了单。目前全国15个城市的养老护理有长期护理保险，政府埋单90%，比如一个阿姨时薪65元，雇主只要付6.5元，这样中介公司也有利润，雇主和阿姨都满意，员工制才建立起来。对于无人愿意承担福利成本的月嫂、育儿嫂、钟点工，夏君认为，员工制“几乎没有可能”。

家政服务员更不愿意缴纳社保和所得税。张晓介绍，一般保姆不愿交保险，因为雇主和保姆的关系不固定，“很多人不想长期做这个，交保险就没有意义，而且公司化管理后他们受约束，不灵活”。

壁垒林立

家政服务公司没有信用审查的能力，行业就容易“藏污纳垢”。

工商注册的前提是街道开证明，所以她开一家分店，就涉及找街道、工商所、工商局、商委甚至北京市政府，“一串要跑几十个人”。在商务部，家政服务业是扶持对象，但是在工商这里却无法注册。“大哥让我们往前跑，二哥告诉我们不能动。”她无奈地说，这是家政服务业没有连锁大品牌的原因，“长期雇用阿姨要靠线下店，就需要有大量的、靠近小区的门店，但是开100家店，就要和100个街道、工商所、税务所打交道”。

更大的软肋，是家政服务公司缺乏信用审核的手段和工具。比如犯罪记录、信用记录、个人病史，政府不对家政服务公司开放这些信息。目前家政服务公司能做的，只有看家政服务员的身份证、健康证、培训证，顶多和征信机构付费合作。

家政服务公司没有信用审查的能力，行业就容易“藏污纳垢”。周袁红形容现在的家政行业状态是“走夜路，撞大运”，“整个行业还没有浮出水面”。

上述上海家协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目前整个家政行业只有服务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发生了纠纷，无法纳入劳动合同法调处范围，很多问题不能通过劳动仲裁解决，只能算经济纠纷或服务纠纷。

刘白是一位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据她介绍，在新加坡，家政中介机构也是小而散，但会受政府人力资源部的监督。在人力资源部的网站上，可以公开查询每个注册中介的基本信息及评级、家政员流转率、违规记录等数据。

新加坡周边小国多，移民政策较开放，使它变成了全球家政服务用工成本最低的地方。刘白说，在浙江老家，印尼女佣月薪已经上万，而且是非法的。国内目前没有放开女佣签证，只能拿着旅游签证进来，在国内非法滞留务工，回家的时候会被海关罚款，但那笔钱也是雇主交的。

目前新加坡钟点工时薪约100元人民币，住家保姆中菲佣最贵，每月3250元，其次是印尼、缅甸、印度佣人，分别是3000-2250元不等。住家保姆费用便宜，是因为雇主需要承担佣人的人头税、每年的医保、半年一次的体检以及食宿；钟点工的这部分费用则由中介承担。

在新加坡，菲佣和印尼女佣的受教育水平都比较高。在菲律宾，全日制大学中设有家政专业，不仅学技能，还要学心理学。而目前国内家政行业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从事家政服务业的人群多是农民或下岗女工，平均学历是高中。

陆铭说，一个国家进入发达阶段后，如果移民不对外开放，就会出现低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昂贵的问题。但中国属于另一种情况，本身有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大量农民工进城后可以从事家政服务，但遗憾的是，农民工群体没有被纳入城市的福利保障、户籍保障体系中。“客观来讲，这种壁垒对城市居民产生了惩罚，你越是不欢迎外来劳动力来城市扎根，它的供给就越短缺，劳动和服务成本就越高，阿姨就越贵。”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何卿、张晓、刘白是化名）